王学仁教授访谈录

访谈时间：2023年12月15日

访谈地点：云南大学东陆校区科学馆403室

受访人：云南大学原校长王学仁教授

访谈人：云南大学数统学院院长唐年胜教授、清华大学杨瑛教授

王老师与唐年胜、杨瑛合影

摄于2023年12月15日

访谈内容：

杨瑛：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见到您。我代表陈松蹊院士和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给您赠送纪念品，感谢您为中国概率统计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王老师：谢谢，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唐年胜：杨老师为此次访谈计划很长时间了，说一定要亲自来看您。

杨瑛：王老师，概率统计学会要做一个老先生、老教授的访谈录，陈老师上次来跟您讲过，我这次来，陈老师也委托我再跟您聊一聊。

王老师：谢谢陈老师，谢谢您！概率统计学会近期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一件事就是陈老师通过白志东教授，问我概率统计学会自从成立以来所做的活动，我就写了一个书面的记事本给他。第二件事是陈老师邀请我通过线上讲一下，但是我听力不太好，线上不太熟悉，后来我写了个书面的东西转给陈老师。

杨瑛：王老师您对概率统计学会成立的时间还有印象吗？

�1976年王老师与成平老师于浙江千岛湖合影

王老师：我们概率统计学会是江先生——江泽培教授开创的，江先生在昆明、潜江、烟台召开的中国概率统计会议上担任理事长。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发文，正式召开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一次会议。大会由成平教授主持，会议规模很大，全国从事概率统计研究及应用的老中青三代工作者约150至200人参加会议，当时在世的所有老先生都去了。

杨瑛：都有哪些老先生呢？

王老师：魏宗舒、王寿仁、王梓坤、梁之舜、严士健、成平、陈希孺、张里千、方开泰等。江先生当时没有去，会议按专业分组作学术交流， 按地区分组作交流讨论。这次会议没有选举理事会和理事长。1983年在昆明召开了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二次会议。江先生亲自主持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江先生很重视，他极其认真地指导会议和会务工作，他特别嘱咐我，我作为会议东道主要做一个学术报告，要我写出报告稿预先送他审阅并修改。江先生对我非常关照，他认真不马虎的精神，让我终生难忘，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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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最后一排左一），第一排：从左到右：江泽培（左一）、严士健（左二）、卫念祖（左三）、王梓坤（左四）等老师合影（摄于1983年昆明大观楼）

杨瑛：王老师您当时的报告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王老师：1983年，我讲的是关于应用统计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地质勘探方面的项目。1976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应邀带着四个学生去矿区实习，当时矿区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钻机已经打到了极限程度找不出矿，你们能不能用数学的方法帮我们算一下，我们这个钻机要搬到什么位置才可以打出矿来？我想着这不是数学问题，办不了这种事情，不行的话就撤回来。但如果帮不了忙，以后他们就不会相信我们了，认为数学是说空话的，根本办不了事情。所以，我想了一下，就硬着头皮接下来。可能有数学的结合也确实能帮上忙。

�1985年王老师与魏宗舒、王寿仁老师（从左至右）于浙江的合影�

杨瑛：矿区是在云南吧？

唐年胜：在云南。

王老师：那时候在山头上住在油毛毡棚子里，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他们很配合也很着急，书记、总工程师、队长都在那里，他们一年采不到一定的矿量会面临很多问题。当时我们带去的只有一个手摇计算机，但还是下决心做这个事情。要做好这个事情，就要吃透他们的问题，把找矿问题变成数学问题，先认真研究他们过去的数据，根据他们以前成功地找到矿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我都把它记下来。所有的办法都是以找到矿为首要任务，以前的老办法只能是凭经验，这里找不到，往旁边走，再找不到，再退后一步再往旁边走，用这种瞎子爬山的方式找矿。现在问题既然已经来了，我就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建立数学模型，模拟矿床分布并筛选出矿产的富集部位（异常点）。经向专家和技术员学习讨论，知道成矿的经验是“高背景的异常点”。我只能用他们已有的勘探数据去建立了一个多对多非线性回归模型，这里“多对多”是指：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包含矿体的不同深度、矿量及其坐标，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包含矿床体的构造（背景）、异常及误差等。由于计算工具简陋，难以计算，一个办法是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用他们的180计算机计算。但约需两个月才能得到结果而人家急不可待，我只能用各种数学方法去简化并拿出结果。最后给他们提供了两张图：一张是矿床走向剖面分布图（确定了矿床的走向）；一张是高背景区的异常分布图，并邀请矿区书记、队长及工程技术人员一块审查论证，决定搬动钻机在异常图中强异常点处勘探。三个月以后在这个由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异常点60米深度打出30米厚度的矿量，皆大欢喜。

杨瑛：当时收集了多少数据呢？

王老师：他们当时给我的数据是在不同深度层含矿量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共300多组立体的数据，后来和他们一起又重新取样64组数据，建立了多对多非线性回归模型。这个报告得到江先生的好评，并派卢祟飞教授专程来访并邀我到北大概率统计教研室专题讨论。

王老师给技术人员讲解矿层的位置（摄于1976年云南矿区）

杨瑛：是的，模型出来，计算也挺麻烦的。其实，当时做这些事还是有很大风险的。

王老师：是的，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打不到矿，他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大家都很着急。我觉得我们统计处理问题，一定要吃透问题，选好数据。

杨瑛：数据是很重要的。

王老师：有问题和数据，才有模型，之后才有算法。

杨瑛：这其实是应用统计的开端，那时候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

王老师：是的，当时只有手摇机、铁锤、放大镜这些东西，在矿山上生活非常艰苦，任务也很艰巨，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我的体会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我们现在做交叉学科，我们一定要把实际问题“吃透”，如何提高数据质量，考虑建立什么数学模型，有了模型还需要思考合适的算法。解决问题，让实际部门的专家看得见摸得着，比“数据”本身高明才可以。所以，华罗庚先生说：数学要能解决实际问题是真功夫、大学问。我最后才体会到他的见解，实际上人的成功都是逼出来的。

杨瑛：王老师你们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您解决了非常有价值的实际问题。

王老师：是的，后来这个项目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我个人也获得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奖励（全国劳模）。

杨瑛：这些经历挺好的，对我们后来做应用统计的人很有启发。

王老师：后来其它事情，比如：运用统计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了云南工业、农业、人口、公安、毒品防治、煤层气等领域的实际问题，也得到国家和省的多次奖励。    

唐年胜：这些事情很有意思很有启发，很鼓舞年青人的。

王老师：江泽培先生对人要求很严格的。

杨瑛：江先生在研制两弹一星的时候做了很多工作。王老师您在这边还做过云大校长，请您谈一下具体情况。

王老师：是的，我做过云大的校长。1987年让我做，我没有答应。后来没有办法，到了1992年，提了三条：作为一名党员应当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合适的人选，全云大有80多个中层干部要求我任职，我就答应做四年的校长。

杨瑛：王老师您做校长期间云大进入211了吗？

唐年胜：在王老师做校长前，还没有。云大进入211是1996年。

王老师：我是1992年云南省长和志强任命我为云南大学校长的。当时地方大学没有进入211的，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搞211工程建设，我立即到北京去。我认为这是恢复云大历史地位，关系到云大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唐年胜：以前云大是教育部直属的，1958年由中央高教部划归云南省管理。

王老师：是的，1958年转为地方大学，所以我无论如何要争取云大进入211。我直接到教育部去了。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杨崇龙陪我去的，我去找教育部的好几个司长，跟他们讲云大的历史地位和云南省面对东南亚的前沿。他们说：云大是不错的，从历史上看是有地位的。而且是面向东南亚的前沿，如果云南要搞211，只有云南大学有可能。211是新的重点大学建设的项目，我认为云南大学是地方大学，地方学校不为云南做事、不为云南服务，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去找省政府吴光范秘书长，他是云大毕业的，他带我去找和志强省长。我给和省长汇报后，和省长坚决支持，下命令立即将云南大学211列为云南重点建设项目，5年内拨款1.5个亿。

�王学仁校长与和志强省长，摄于云南大学70周年校庆（1993年4月20日）�

杨瑛：就是省上开始大力支持云南大学的建设。

王老师：是的，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总共才十几个亿。而且和省长跟下面的厅级干部说：云南大学的事需要特事特办，谁不办就追究他的责任。经过不懈的努力，1996年的5月5日，云南大学通过审批进入全国26所211大学之列，从此，云南大学从地方大学晋升为国家211大学。这个事情，国家教育部朱开轩部长（当时是国家教委主任）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1996年朱开轩部长来云南视察基础教育，临离昆的前一天。省教育厅厅长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十点钟，给我半个小时与朱部长见面。让我快点过去。我想半个小时能讲什么？我就跟他讲云南大学办211的指导思想是“立足边疆、服务云南、办出特色”。

杨瑛：云南大学确实很有自己的特色。

王老师：“立足边疆”是江泽民总书记对云南大学70周年校庆的题词，“服务云南”是和省长提出来的，要服务云南，因此要大力支持。“办出特色”是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东西，特色是你自己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杨瑛：那当时您觉得云南大学的特色有什么？

王老师：当时开轩部长也问我：“王校长，你们的特色是什么”。我跟朱开轩部长说云南大学当时的特色有两个：一是云大生物开发研究的依康酸实现产业化在楚雄投产，该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二是云大120工业植物生长调节剂，国家科委主持，农林部、教育部等的领导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并到北京大兴县考察用120的西瓜比不用120的西瓜长得又大又甜，农业部把120列入全国推广的项目。

杨瑛：这个是很有成就的。

王老师：经朱开轩部长亲自批准211进入预审的地方大学有三家：南昌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及云南大学。

唐年胜：云南大学当年没有进入211的话，就没有云南大学的今天。

杨瑛：云大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成功入选211，为云大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王老师：云大入选211后，专家组建议省领导，云南大学正在211的建设时期，让我再做一届校长。我说我之前说好的，我没有做过副校长，没做过副职，任校长的时候已经59岁了。1996年从校长的位置卸任，然后去美国短期访问。

杨瑛：后来云大统计学科在您的带领下发展挺快的。

王老师：云南地处边疆，但是我们的应用统计在国内外都还是比较有影响的。云大应用统计是1986年国家教委批准的全国唯一个应用统计专业。

杨瑛：云大一是培养了很多统计人才，二是输送了好多统计人才。

王老师：我们办系也是很复杂的。现在统计系在年胜的带领下发展是很好的。之后我们连续多年一直送学生去北京进修。

唐年胜：统计系的发展都是在王老师您的指导下取得的啊！

王老师：1986年在北京开中美统计会议的时候，吴建福教授找到我，他一直很重视应用的，他说我知道你是搞应用统计的。因为马逢时（天津大学教授）在美国的时候跟他介绍了一些情况。他知道我送了很多学生到中科院数学所去学习。他问我是否会担心送出去这些学生以后会变成数学家，都是搞理论的，而不是统计学家？我说不能所有的人都去搞数学统计、只能写论文。我一直认为统计的特色不仅是在统计理论前沿上有创新，应该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作用。

杨瑛：吴建福老师对应用统计是很重视的。

王老师：那时候我去美国的时候，吴建福邀请我去威斯康星大学，他安排给我一个办公室并告诉我：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只能在校内打，那时候打电话回家是很贵的。吴建福把他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让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回家。

杨瑛：吴建福教授对中国统计帮助是很大的。

王老师：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摆满了很多新出版的统计杂志和期刊，上面都用红笔勾画了很多地方，都是吴老师准备给学生学习和研究用的内容和问题。这些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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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王老师与吴建福、刁锦寰老师（从左至右）于美国芝加哥合影�

杨瑛：王老师统计应用和研究做得很好，做校长做得也是非常的成功。

王老师：统计的特色不仅在统计理论前沿方向上有我们的创新，在数据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部门不懂数学的时候都是会排斥数学的，要让他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统计的有用之处，看得见摸得着，找出实际问题并解决问题，实际部门才会感兴趣，服您！

杨瑛：是的，实际问题才是我们最终需要解决的。

王老师：吴建福当时让我去听《统计咨询》这门课。老师让学生到各单位去与人交流，之后自己找题目，并写出文章，让学生自己去单位或者企业找问题能被人家接受就可以了。培养学生出去联系找题目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社会活动和语言表达能力、寻找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了这些问题，让别人能看得见摸得着并给出鉴定，我认为这是培养学生的好办法。能为人家解决问题别人才会重视你。

杨瑛：王老师您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王老师：我是1953年进的大学，1957年毕业的。我毕业后下乡劳动半年，之后去北大学习。当时，1958年8月份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数理统计讲习班，是周华章教授讲授的。全国高校及有关研究单位上百人参加了这个讲习班。这是中国第一批数理统计学科的人物。周老师非常认真，当时条件也非常艰苦，上午讲了四小时，满头大汗，中间多次到卫生间用水龙头的冷水冲洗，下午亲自带学员到北京国棉1、2、3、4厂，北京砖瓦厂、国家林业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地实习。周华章先生是中国数理统计学科应用的开创者。

杨瑛：周华章老师主要讲什么呢？

王老师：当时周老师在北京大学讲授的内容是《工业技术应用的数理统计学》，这本书由中国教育出版社1960年出版，1964年再版。这本书现在都还有很好的用处，书中有数理统计的理论、方法和大量的应用实例。

杨瑛：您在北大的时候见过许宝騄先生吗？

王老师：周先生讲习班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北大进修数理统计学，许宝騄先生在多元统计分析，矩阵论和测度论方面都有许多创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统计系走廊的墙上，至今还悬挂着许宝騄先生的画像。我当时在北大参加许先生的几次讨论班，讨论班设在许先生的宿舍里，我们在里面讨论问题。

杨瑛：当时参加许先生讨论班的人现在很少健在了吧？

王老师：我所知道的当时参加讨论班的人目前几乎都不在了。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讨论，他给我们提问题并详细启发讲解。我进修完毕到许先生家里向他告别，许先生很亲切并要我向云南大学李广田校长等人问候。许先生是1970年走的，非常惋惜。

杨瑛：在北大期间，除了周华章先生上课以外，还有哪些老师给你们上过课？

王老师：我1958-1960年在北大进修学习期间，还有王寿仁、徐中济、赵仲哲、江泽培和张尧庭等先生也去上过课，他们的学术和人品都非常好。

杨瑛：王寿仁先生当时讲授的内容是什么？

王老师：王先生当时讲授的是格涅坚科的《概率论基础》。

杨瑛：那时候需要写论文吗？

王老师：不写论文，我们主要就是上课，每门课都进行严格的考试。记得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考王先生的《概率论》时我从上午9点考到下午1点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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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王学仁老师与方开泰老师于美国波士顿合影

��1983年王学仁老师与陈希孺老师于武汉合影

杨瑛：周华章先生是北大的教师吗？

王老师：周先生是清华的，但是课程是北大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在一起上的。他的精神真的太好了，早上四节课，下午带我们去北京许多工厂和单位实习。周先生太可惜了。王寿仁先生也是非常好。郑忠国老师和胡国定老师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黄山开讨论会的时候，郑老师经常为别人指出错误的地方，他的基本功和统计直觉特别好，学问也很好。我和郑忠国、方开泰、谢衷洁、陈家鼎、胡迪鹤、卢崇飞都很要好，郑老师他们为人非常好，学术也做得非常好。我很怀念他们，惋惜他们都已仙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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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王老师（后排右一）与钱敏平（前排右一）、陈培德（前排左一）、江泽培（后排右二）、胡迪鹤（后排右三）、陆传荣（后排右四）老师于昆明合影�

杨瑛：您和北大有缘。

王老师：是的，我没有资格成为北大的学员但我爱北大，北大有我的许多老师和朋友，北大帮我们培养学生，为我们学生的博士论文评审。我和北大的何书元老师、房祥忠老师等都很熟悉的。他们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很惦念母校。

唐年胜：杨老师就是想多了解您在北大学习期间的事情。

杨瑛：王老师是北大的校友，确实建立了北大与云大多年的感情。

唐年胜：那时候张尧庭老师还给你们上过课吗？

王老师：是的，张老师上过《数理统计》。张尧庭老师对人也很好，我们做应用的时候，他过来好几次，还去过曲靖的煤炭地质队，听到我们的学生用判别分析的方法解决了该队多年争论不休的煤层划分问题，张老师非常高兴伸出大拇指点赞。可惜的是，他走的早了点，他一直在上海，我没去看他。

�1988年王老师与张尧庭老师于西安合影

2015年王老师与陈家鼎老师于河南合影

唐年胜：但我去了，您跟我说：“务必要去”。遗体告别的时候我就代您去参加的。

王老师：我们的私交很好，他是我的老师。

唐年胜：陈家鼎老师去世的时候我也去了。郑老师去世的时候是疫情期间，不让我去就没去了。                       

王老师：江泽培先生走的时候，我本来要去，当时，何书元老师说不让我去，我也就没有去。

杨瑛：王老师退休后还做些什么事情？

王老师：还有一些基金项目需要完成，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商量一下。我天天来，每天早上7点就到办公室了，在这里可以解决很多电脑方面的问题，我喜欢在办公室，这里就是我的家。

杨瑛：您身体非常好。

王老师：谢谢你们，祝你们功业辉煌，步步高升，日新月异。

杨瑛：谢谢王老师，祝王老师身体健康。

唐年胜：谢谢王老师，谢谢杨老师！

2023年12月15日，王老师在办公室（摄影：杨瑛）

注：访谈内容经过王学仁先生审阅。

致谢：感谢云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陈丹副教授记录整理。

审核：陈松蹊，朱湘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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